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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台北城:从西门的建筑里,看见被殖民政权取代的原生记忆

发表于2020-06-22

文、图/ 陈婷玮

西门顾名思义即是西边城门,在台北城建立之初已是主要交通干道。西门街的古今面貌与路名更迭不仅是殖民者权力爪牙的展现,更是不成段的历史碎片,每过一个朝代,遗迹便散佚在街坊中静静被人遗忘。西门街、荣町通、衡阳路不同名字,经历不同时代,却在相同的地点与台湾人民一同见证百年殖民政权的消长,从西门捷运四号出口,走过这条不到500公尺的衡阳路,犹如台湾史缩影。

凌宗魁老师在集合点为今日导览讲解台北城历史,翻阅手中的老照片一边细细讲述西门的由来与百年前热闹的交通干道荣景。台北城在日本人到来时也不过三十几年的历史,但台北城门的去留却意外掀起日人内部的争议,政府希望加速刬平以利建设,但知识份子们却希望保存古蹟,老师更戏称文化恐怖份子早在日治时代就有了!可见文史古蹟的保留是不分政权与政治考量的,与居民有共同记忆的建物就应留存。

历史中的台北城:从西门的建筑里,看见被殖民政权取代的原生记忆凌宗魁老师。

望着眼前的新生报业广场大楼,谁能想像百年前座落在此的即是日治时代台湾报业的龙头—台湾日日新报社。台湾日日新报社的建筑形式是当时「市区改正」计画下的模範建筑,包含两层楼、亭仔脚等规定,更有西方风格的立面装饰与红白相间的砖造条纹,可说是既守规矩又时髦。居于此地的《台湾日日新报》是当时台湾印量最高的报纸,此栋建筑的风光自然不在话下。

目前原建物已被刬除,看不出任何一点痕迹,但接替《台湾日日新报》的《台湾新生报》为政府服务的官报立场,却巧妙的延续了两个政权的同质性,显示控制舆论与言论自由一直是政府操控民众的手段。

历史中的台北城:从西门的建筑里,看见被殖民政权取代的原生记忆
从台湾日日新报社到新生报业广场大楼;翻摄自五花盐NO.3秋季刊。

一旁的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过去也是大有来头,为第一栋「RC钢筋混凝土建筑」电话交换室的原址,这项「第一名」的荣耀不只在台湾,甚至是当时日本境内第一栋!由于台湾建设的需求与殖民地的地位,台湾成了日本本岛建筑师的试炼场与实验场,各式西方风格建筑宛如建筑史缩影矗立在台湾街头,而电话交换所建筑的成功也开启了新建材的元年,同时,电话交换所的设立也促进了女性就职的风潮,电话小姐一职更成了女性专属的事业,为20年代的台北街头增添一股粉领风潮。

历史中的台北城:从西门的建筑里,看见被殖民政权取代的原生记忆历史中的台北城:从西门的建筑里,看见被殖民政权取代的原生记忆昔日的电话交换所。

往下走来到合作金库银行,是目前唯一看到的实体古蹟建筑物,在整条街上反而显得突兀。对比过去荣町通规格整齐的洋楼建筑,衡阳路上高矮错落的高楼与公寓就像从天空降于此,将过往屐痕被抹去的一乾二净,独留下少数幸运儿得以承载历史的记忆。

历史中的台北城:从西门的建筑里,看见被殖民政权取代的原生记忆历史中的台北城:从西门的建筑里,看见被殖民政权取代的原生记忆保存良好的台北信用组合,现为合作金库银行。历史中的台北城:从西门的建筑里,看见被殖民政权取代的原生记忆保存良好的台北信用组合,现为合作金库银行。

拐个弯向后走即是中山堂,中山堂本为公会堂,是日治时代供民众与知识份子商议、讨论的平台与广场,此建物沿袭了30年代流行的现代折衷主义,已脱离欧式圆顶风格,简洁的设计与富伊斯兰情调的拱窗成为建筑最大的特色。

中山堂历经朝代更迭而被赋予不同意义 ,日本战败后是民国政府接收受降书的地点,在1945年这个台湾历史的转捩点上意外地成了众所瞩目的焦点;战后更由公共建筑转为接待外宾的招待所,中山堂的名字也充满了党国色彩,失去了原先建物的立意,从人民的议事堂转为政府的私人财产,并持续歌颂着民国以来缔造的功绩。

历史中的台北城:从西门的建筑里,看见被殖民政权取代的原生记忆中山堂。历史中的台北城:从西门的建筑里,看见被殖民政权取代的原生记忆

最终来到旅途的末站——菊元百货,菊元百货作为30年代的台北地标,广泛出现在各式报章杂誌与小说创作中,搭乘「流笼(菊元百货店内装设的升降梯)」更是民众争相炫耀的体验,在老台北人共同的历史记忆中,为辉煌璀璨的摩登时代纪录精彩的一页。

在现址国泰世华商银下,完全无法想像菊元百货当年叱咤风云的「七重天」就默默隐藏在这面玻璃帷幕下,渐渐被世人遗忘。所幸近年由于台南林百货的复兴,而使得菊元百货重见天日的机会有了一丝曙光。在凌宗魁老师的推广与奔走下,菊元百货古蹟提报的计画持续进行中,老师在导览结束前也不忘提醒大家将收录在随行杂誌中的提报表寄出,为菊元百货的修复尽一份心力。

古蹟保存的意义不仅是留存美观的建物,更是为历史留下一份见证,导览虽然精彩但终究只能看图说故事,历史建物的消逝造成市民记忆的断层,是文化上多麽巨大的损失与伤痛。

历史中的台北城:从西门的建筑里,看见被殖民政权取代的原生记忆菊元百货。

现今台湾人错乱的历史观与对文化的不重视,我想都与殖民政权强行移植异地历史、取代原生记忆有关。无论是日本或中华民国,总在历史的地图上以改正之名行殖民之实,现今地名衡阳路也是将中国城市名胡乱套用在台北市区的结果。

试想为何要为殖民政权保存日治古蹟?除了美学的角度,更多的是为留下建物作为历史乘载的底蕴,一代代的市民却各自拥有截然不同的历史观,这样的社会要如何共筑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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